为什么要入党？这个问题，每个党员在入党时都回答过。当我们评价大学生是否在思想上入了党，要看他们一生的价值追求和坚守。
根据中组部的统计数据，截至2017年12月31日，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56.4万名，学生178.8万名。仅2017年，发展学生69.9万名，占到全国的35%以上。在陕西，2017年新发展的75852名党员里，有60.7%是大学生。
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、民族的希望，高校作为青年人才集聚地，具有为党吸收新鲜血液的重要作用。在党员队伍中占较高比例，担负接班人重任，又成长在多种价值观交互碰撞的今天，大学生为什么要入党？
我为什么入党延安大学在枣园革命旧址开展实践教学
2019年4月，延安大学旅游管理专业苏子义刚刚被党组织列为发展对象。
刚进校的时候，因为舍友入党，他没有思考太多，觉得入党是种荣誉，“过去家人也告诉我说，入党对工作有一定的帮助。”
在入党积极分子党校培训的第一节课上，同学纷纷讲述自己的入党动机，有人为了证明自己，有人是做长远打算，也有人没有原因，只是跟着大家入党。苏子义说：“那时候老师说的为人民服务，我还不能真正理解。”
这年同批确定的发展对象，还有会计专业的赵文静。她坦言，之前没有提出入党申请，是自己还未深入学习党史知识，也不了解身边的共产党员。
那时候，赵文静刚进入延安大学校史讲解团担任讲解员，由于对革命历史的印象还停留在小说、影视剧里，她只能机械记忆讲解词。
在一次讲解过程中，参观的老党员问赵文静有没有入党，她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，“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综合大学，不止一次被问是不是党员，我觉得十分惭愧。”
正是在校史馆的这段时间，赵文静的学习范围不断扩大，对党的理解渐渐深刻起来。2017年11月，她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但在确定发展对象时，班长和团支部书记争取到了班上仅有的两个名额。
对此，旅游管理专业的焦尚华认为，由班级推选、支部评议等方式产生发展对象，班长、团支书等主要班干部相对更占优势，另外在女生人数占3/4的班里，男生的优势也比较明显。
2018年8月，焦尚华所在的班里，竞争发展对象的入党积极分子有4个女生和1个男生，男生高票当选。未能被列为发展对象，她认识到：“我做得还不够好，只有更优秀的人才能成为共产党员。”
每年迎接新生入学时，焦尚华总会被问及“参加社团有没有好处”“入党对以后工作有没有帮助”等问题。她觉得大部分刚进校的学生还未形成正确的入党动机，“有些有功利心和从众心理”。
历史学专业大四学生苑志鑫，非常理解学弟学妹，作为在校“老党员”的她认为，大家最初是什么心理并没有那么重要，同学们可以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学习和改变。
当初她从3000公里外的内蒙求学延安，是因为从小学习红色文化，心有向往。而谈起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自己也说不上明确的理由，就是觉得成为一名党员神圣光荣。在校期间通过社会实践，苑志鑫对党的认识才越来越清晰，直到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共党员。
在“控制总量、优化结构、提高质量、发挥作用”的大环境下，党员的选拔越来越严格，“积极分子多，发展对象的名额少，有些同学就主动选择放弃”。
党员档案里29份材料中，除了各种公示、票决、纪要等，大部分是需要学生手写的申请书、心得体会等。这些也成为个别大学生暂时不入党的原因之一，“流程太复杂，要写的材料太多”。
此外，延安大学党委组织部老师高曙光认为，在培养大学生党员时，简单粗暴的说教式、程序化的党性教育，也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，“学生产生厌烦排斥情绪，结果越教育越排斥，越教育越怀疑”。
一生锤炼党性在学生党员庞大数字的背后，是正确引导和培养教育青年学生重要课题。
“90%的学生在校都提出过入党申请，但四年时间一个班最多也只有5名同学可以发展成为党员。”延安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郭伟介绍，按照程序，第一批在校发展的党员，最快也需要2年3个月的培养。
根据高校相关调查来看，大学生的入党意愿很强，在思想入党方面总体过硬。但是个别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，还存在着思想不纯、认识不清、入党动机不端正等现实问题。
对此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》提出了学生党员发展的一些原则。《标准》要求，发展党员要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收原则，成熟一个，发展一个，禁止突击发展，反对“关门主义”；要强化发展质量，严把发展关口，严格政治审查，确保政治合格。
延安大学实施学生党员发展教育管理“四大工程”，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启蒙，对发展对象重点培养，而预备党员和正式党员则有针对性的提升和引领。
“当然，我们不能要求孩子们在写入党申请书时，有多深刻的认识，也不需要过分在意他们看起来似乎不那么‘正确’的动机。”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姜庆认为，刚进校的学生思想还不成熟，而党性需要一生去锤炼。
成长在多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的社会环境中，当代大学生政治价值观、道德价值观等基本价值观也随之呈现出多元化趋势。
在当下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背景下，党员身份带来的红色福利影响也在被不断夸大。“可能是公务员身份的职业敲门砖，有编制工作的重要参考砝码，或是优秀群体的荣誉标签，”郭伟坦言，红色福利就业影响的现实，倒逼形成大学生入党动机出现功利化。
姜庆说：“不是孩子们出了问题，是我们的教育方法还不完善。”针对当下大学生党性培养过程中存在形式单一、内容枯燥、脱离实际、不接地气的党员教育问题，如何进行有效创新是教育培养大学生的最大课题。
为了增强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，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，广泛吸纳进步学生，让党性培训也“高大上”起来，延安大学针对不同专业不同院系提出了“一院一品”红色党建品牌建设项目计划。
苏子义和焦尚华就是经济与管理学院创新推出的“红色卓越”培训班的学员。通过理论学习、社会实践、能力训练等一年近800学时的培训，帮助青年学生成长，发挥优秀大学生作用，影响和带动更多的学生共同进步。
成为积极分子后，苏子义的收获颇丰，特别是经过一系列的学习，对党的认识逐渐深刻，使命感开始萌芽，他觉得“培训结束了，但影响还在持续。”
针对新时期学生特点，延安大学还专门打造出一款火爆全网的“指尖上的课堂”——“小红专”全国大学生思政教育项目。“小红专”以红色文化资源为教育内容，通过微课、MG动画、图文等形式，用新媒体技术来辅助思想教育。
苑志鑫参与了“小红专”项目的整个过程，她说：“找到了符合大学生的学习习惯特点，利用好大学生的碎片化时间，我们就能从‘要我学’到‘我要学’转变。”
兑现当年的承诺回到宿舍时，已经是凌晨2点了。2018年7月到新疆阿克苏地区新和县玉奇喀特乡，从延安大学毕业后援疆的孟婉华早已习惯了这里忙碌而充实的生活。
她经常跟着乡镇上的干部走访村民家，开展基层组织工作，宣讲惠民政策，再把群众的需要反馈回来。村民总会拿出香蕉、哈密瓜、囊等各种各样的水果小吃招待她。孟婉华不知道怎么回应，便趁着入户的机会给村民孩子辅导功课。
每周，孟婉华还会挤出2到3个晚上给新疆的村干部教汉语，两个小时下来就过了夜里10点，她并不觉得累，“很值得，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换来的是村民的真心。”
当初选择援疆，孟婉华的家人怎么都不同意，“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去那么艰苦偏远的地方？”
对年轻人来说，支援边疆，也许并不需要太多的理由。
2017年，延安大学体育教育系的毛浓珊毅然辞去教育辅导机构的工作，决定去阿里建设祖国的边疆。
在西藏，不仅要适应身份的转换，要远离家人与舒适的生活，全新的环境、稀薄的空气、酥油茶和青稞的味道，都是难以预想的艰苦。
初到高原，毛浓珊就出现呼吸困难、胸闷、头痛等症状，更让他觉得恐慌和气馁的是，分配的札达县水利局和自己的专业不对口。纵然如此，这个内地过来的青年大学生，马上成为单位的“万金油”。环保、信访、脱贫攻坚等相关工作的文字材料，基本都由毛浓珊负责。除此以外，他还和同事一起帮扶一户困难群众。
端午节假期，毛浓珊又一次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村民家中，老人不会说汉语，但这一次却为他献上了洁白的哈达。他感动地说：“这里能真切感受基层人民的生活，通过各种政策帮助大家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。”
现在，毛浓珊已经从一个单位新人变身成为部门负责人，对自己也有了清晰的定位，“5年期满后，我愿意继续留在这片土地上奉献自己的光和热。”
早在2014年，延安大学就有17名优秀毕业生参与“西部计划”，其中9人选择支援西藏。这9个人组成了全省高校援藏人数最多的一个志愿者团体。
现今，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党员在毕业后，没有涌向大城市，没有贪恋优厚的工作机会和待遇，而是选择投身农村，在基层、在一线，将自己的成长与当地的发展、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。
2017年8月，延安大学政法学院中共党史专业的毕业生牛奋，通过陕西省定向选调生招录考试扎根黄陵县。刚到新岗位，他就主动申请去基层做调研。一个月时间，他走访了3个乡镇和1个街道办的村庄，了解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现实情况。
在双龙镇索洛湾村，牛奋整整住了7天，他深有感触地说：“从村党支部书记柯小海身上，我知道了什么叫不忘初心。”于是，他也下到地里，走进群众，根据所见所闻，总结出了村集体经济在脱贫攻坚中的先进经验。
在村上的这段时间，牛奋还关注到了乡村教育问题。“在索洛湾村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完备、发展前景良好的明星村，依然留不住年轻人，为什么？”
“是孩子的教育”，牛奋回答说。2019年4月，他专门回到母校延安大学，与教育科学学院的孙刚成老师探讨乡村教育问题。牛奋准备继续驻扎农村，了解群众真正所需所想，用自己的调研为解决县里百姓难题起到一点微薄的力量。
“当我们评价大学生是否在思想上真正入党，不能仅仅看他怎么说，更要看他怎么做，看他在重要历史时刻的人生选择。他的选择，能真正反映其是否在思想上入了党。”针对解决大学生思想入党难题，延安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顺始终认为，“要看他一生的价值追求和坚守。”（当代陕西记者 王雅）
